曾国藩（1811—1872年）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（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）人，晚清中兴名臣，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进士，入翰林院，累迁内阁学士，礼部侍郎，署兵、工、刑、吏部侍郎，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，卒谥“文正”。论学主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者并重，遗稿经后人编为《曾文正公文集》。

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标本式人物，他修身律己，以德求官，以忠谋政，一生奉行“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”，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，不可为官自傲。曾国藩亦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之一，他倡导洋务运动，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，建立了第一家新型工厂“江南制造总局”，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。人称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”，生前身后，备受推崇。

曾氏家训

曾国藩祖父曾星冈少时纨绔，因有长辈讥讽他会是“败家子”而幡然醒悟，自此讲求农事，并提出“治家八诀”，即“书蔬鱼猪，早扫考宝”，奠定了曾氏家族耕读孝友的家风。

曾国藩作为家中长子，尤其重视对诸弟及子侄的教育。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，曾国藩观察到“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尽”，于是在祖父“治家八诀”的基础上扩充和发展，形成“八本家训”：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；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；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；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

但曾氏家训流传最广的还是曾国藩写给诸弟及子侄的家书。曾国藩家书以儒学思想为核心，融汇众家之精要，传承发扬耕读家风，内容包括修身养性﹑读书治学、为人处世﹑交友识人﹑持家教子﹑治军从政等，其行文在日常琐事中寓见识，在平凡朴实中见真情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。家书后经李瀚章、李鸿章编校、刊印，广为流传。

曾氏家风习习，其后辈不仅用心传承，并且顺应潮流有新的发展。曾国藩儿媳妇、曾纪鸿夫人郭筠秉承先人遗训，勤俭治家，手书《曾富厚堂日程》告诫子孙不染纨绔习气，力求自立自强，并要求子孙天天做到，时时遵守。

“清芬世守，盛德日新”，曾氏后人谨守家训，传承家风，贤才辈出。曾国藩治家教子的理念与实践，更是被社会大众所推崇和效仿，成为中国传统家教的范本。

130多年前，《曾文正公家书》问世，被读书人奉为治家宝典。

30年前，《曾国藩全集》出版，曾国藩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。

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对久负盛名的曾国藩家规产生了兴趣，比如“八诀”和“八本”。那么，“八诀”“八本”是如何形成的？对曾氏后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对当下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？ 

曾国藩，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，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。乳名宽一，初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晚清中兴名臣，湘军统帅，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谥号文正。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。

毛泽东青年时代细读过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并由衷赞叹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韶山毛泽东遗物馆至今还保存了四本他读过的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每本封面都有他当年的签名——“詠芝珍藏”。 

“八诀”家规

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高嵋山下的白玉堂，是曾国藩的诞生地。大厅门联“居室以勤俭为本，力田与孝弟同科”，正堂神龛对联“敬祖宗一炷清香，必恭必敬；教子孙两条正路，宜读宜耕”，历历在目，彰显着曾氏耕读孝友的本色。

 

曾国藩出生地•白玉堂

曾氏的家规，起源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。据《大界墓表》载，星冈公年轻时，染上纨绔之习，飙马成瘾，性情懒惰，“与裘马少年相逐，或日高酣寝”，致使玩物丧志，学业荒芜。长辈们讥讽他是浮薄浪儿，将成为“败家子”。一语刺痛浪子心，星冈公从此“立起自责”，悔过自新，“终身未明而起”，开山垦荒，凿石决壤，连通成片十数畛，成为立家基业。并且，他还总结出“八字三不信”治家口诀，成为曾氏家族的传家宝。

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。星冈公一声咳嗽，他会应声而至；一句呵斥，他皆躬身聆听。并且，拟联“有子孙有田园，家风半读半耕，但以箕裘承祖泽；无官守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将艰巨付儿曹”，令曾国藩书挂于堂中，以示共勉传承。

曾麟书是曾氏几百年来的第一个秀才，考了十七次，四十三岁才考中秀才。为了望子成龙，他在白玉堂旁边创办私塾——利见斋，曾国藩在这里读书到十多岁。

在祖父耕读治家之道和父亲孝顺苦学精神的熏陶下，28岁的曾国藩终于金榜题名进入翰林之列。全家高兴之时，星冈公却是冷静如常告诉家人：“宽一虽点翰林，我家仍靠作田为业，不可靠他吃饭。”曾国藩进京前，毕恭毕敬向祖父请示：“此次进京，求公教训。”曾星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尔的官是做不尽的，尔的才是好的，但不可傲。尔若不傲，便好全了。”曾麟书也告诫儿子，要“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”。

曾国藩做官30多年，位极人臣，但他常常教育兄弟子侄，要牢记一辈子在家务农的祖父定下来的家规，那就是：“家中要得兴旺，全靠出贤子弟，若子弟不贤不才，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，总是枉然。子弟之贤否，六分本于天生，四分由于家教。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，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。”

“八本”家训

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，大气而不显豪华，简朴而不失庄重。

“富厚”二字出自《汉书•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》中的“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，小国自倍，富厚如之。子孙骄逸，忘其先祖之艰难，多陷法禁，陨命亡国，或亡子孙”一语，既取富裕厚足之愿景，更含曾国藩“子孙始而骄佚，继而流荡”之警诫。

 

富厚堂正宅大门

“富厚堂”的门匾，为曾国藩所题。两边的对联“清芬世守，盛德日新”是曾纪泽为纪念父亲曾国藩所书，意思是：清廉品格世代遵守，崇高美德弘扬光大。

富厚堂的正宅是八本堂 ，取自曾国藩的“八本家训”，被世人称为“家训第一堂”。

曾国藩久经宦海，看过多少上下同僚的浮沉兴衰，警觉“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尽”。于是，在自己权位越来越高的过程当中，把祖父治家“八诀”从小家扩展到国家，逐渐形成了更加丰富的“八本三致祥”家规体系。

 “八本”，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他用最通俗的语言，诠释了治学治家治国的精髓。

“三致祥”，即孝致祥、勤致祥、恕致祥。他认为，孝顺父母、勤劳节俭、宽厚待人，是能够为家族带来祥瑞并且必须遵循的品行。

富厚堂内还有两块牌匾也是曾国藩亲笔手书的，一块是“肃雍和鸣”，出自《诗经》“肃雍和鸣，先祖是听”。“肃”是恭敬，“雍”即温和，他希望家人在和谐的声音中生活相处。另一块是“笃亲锡祜”，意思是忠实善待亲戚长辈，上天就会赐福于你。字里行间，渗透着曾国藩“和睦、孝敬是福”的家训理念。

兴建富厚堂时花费七千吊钱，曾国藩深为骇叹有何颜面见人。这时，他已是诏封“太子太保”，加封“一等毅勇侯”。七千串钱不足他一年养廉银的四分之一，骇叹奢侈，匠心可鉴。 

曾国藩一生严于律己。他说，我从30岁开始，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，以子荫父职为羞愧！居官期间，他身上的一衣一袜，都是夫人、儿媳妇或女儿亲手缝制的。30岁生日那天，家人帮他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，却舍不得穿，只有节庆日或过新年时才穿上。这件衣服，在他弥留之际还像新的一样。

千封家书

《曾文正公家书》成书于清光绪五年，近1500封，分为修身篇、劝学篇、治家篇、理财篇、交友篇、为政篇及用人篇等部分，涉及为人处世﹑交友识人﹑持家教子﹑治军从政等内容，集中反映了他一生治家、治学、治军、为政的主要思想，高度展现了他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毕生追求。

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，曾经写下“不为圣贤便为禽兽，莫问收获但问耕耘”的对联以铭心志，时时刻刻用“慎独”来反省自律，坚持“笃实”做事、“坚忍”做人的为人处世准则。他不仅身体力行，还经常在家书中告诫弟弟们：“贤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须将笃实复还，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，日趋日下也。”至于坚忍功夫，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。他说，“困心横虑，正是磨练英雄，玉汝于成”“吾生平长进，全在受挫辱之时。务须咬牙励志，蓄其气而长其智，切不可苶然自馁也”。

曾国藩鹤立翰林之时，更是以清廉自律而闻名于世。他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自勉和告诫:“余以名位太隆，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，故将劳、谦、廉三字时时自惕，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，且即以自概耳。”

1864年8月，曾国藩已是一等侯爵，他16岁的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。当时的科举考试，递条子、打招呼、开后门的现象较多。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，在开考前写信给曾纪鸿说：“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。”考完发榜之前，曾国藩又写信告诫儿子：“断不可送条子。”这次乡试，曾纪鸿榜上无名，以后多次应试，仅得一个“胜录附贡生”。曾纪鸿始终未借父亲之名拉过关系，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1860年，曾国藩授两江总督，驻防祁门，指挥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四省军事，权倾天下。属下的两位县令马上送来了三件稀世之作：著名书法家刘墉、翁方纲临摹的《兰亭集序》、北宋淳化祖本《王右军帖》、赵孟頫次子赵雍的“飞白竹”画，价值连城。曾国藩是识货之人，大饱眼福，惊为“祁门三宝”。送礼的七品县令以为二品总督大人肯定笑纳，没想到曾国藩以“世间尤物不敢妄取”而原物退还。这是他“居官以不要钱为本”的一个生动典型。

曾国藩始终对家族的繁荣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他要求子孙勤俭持家，努力治学，睦邻友好，修身立德。他在家书中写道，“余教儿女辈惟以勤、俭、谦三字为主……弟每用一钱，均须三思”“诸弟在家，宜教子侄守勤敬。吾在外既有权势，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，流于佚，二字皆败家之道也”。他常对子女说，只要有学问，就不怕没饭吃。

1872年农历二月初四，一代尊儒曾国藩溘然长逝，留给子孙后代的，只有那一楼藏书、一套家书和一篇寄托着“慎独、主敬、求仁、习劳”希冀的遗嘱。

十代书香

富厚堂的建筑风格，仿泮宫式样而设计。“泮宫”，在周代是诸侯之学宫。当然，富厚堂真正体现“泮宫”特色的还是藏书楼。

曾国藩曾经说：“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，唯书籍尚思添买。”富厚堂内的四座藏书楼，是几代主人吮吸东西文化的象征，并且哺育出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。对于曾氏后人来说，最神圣的事情莫过于上书楼看书、读书、抄书，他们称这里是“曾家人的精神中心”。

思云馆是富厚堂中曾国藩最早的藏书楼。1857年，父亲曾麟书去世，他回家居丧之时亲自营建了这座思云馆，并居住其间“望云思亲”“恪守礼庐”“读礼山中”，还题写了楹联“不怨不尤，但反身争个一壁静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”以自勉。思云馆既是曾国藩精藏图书的地方，辟有“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之室”，更是他饱受挫折后反省悟道、东山再起的新生之地。复出后，他以“柔道”而行之，从此在仕途上渐入佳境。

曾国藩的功成名就，为曾氏家族带来了鼎盛，但他始终认为“不可忘寒士家风”，尤其最担心子侄后辈流于骄奢淫逸，丢弃勤俭家风。

他教育儿子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”，鼓励儿辈们多读有用之书，多做实用学问，甚至包括学习西方文化。曾国藩曾经请来江南制造局的两位传教士兼翻译史迪文森和傅兰雅，为两个儿子指点学习英文，这在当时真是破天荒的举动。

当然，让曾氏家规更富有生命力的，还在于代代传承，并且与时俱进。

《曾富厚堂日程》

曾纪鸿夫人郭筠是曾国藩同榜进士郭沛霖之女。在公公曾国藩、婆婆欧阳夫人、丈夫曾纪鸿、夫兄曾纪泽相继去世后，她成为富厚堂的主人，亲手订立了《曾富厚堂日程》教育后代，提出：子孙不论男女皆应习一样手艺；皆应有独自出远门之才识；皆应知俭朴；皆应侠义性成；皆应抱至公无私心肠。以此告诫子孙不染纨绔习气，力求自立自强，并要求子孙天天做到，时时遵守。

郭筠对曾国藩家教思想体系的重大贡献，不仅是摒弃了男强女弱、男外女内的传统观念，赋予了家中女性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；而且还拓展了家教的影响范围，“一乡风化，则强国之根基于此”，把家教的内涵上升到了乡风纯正、强国固根的层面。

与郭筠同辈的刘鉴，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次子曾纪官的夫人，其祖父是大学士刘权之。她于1908年专门制定了《曾氏女训》10章124课，包括女范10课、妇职18课、母教56课、家政40课。由于其教子有方，曾氏族人在她生日时送给了她“传家有训”的金字牌匾。

曾氏家风浸润，后裔人才辈出。曾国藩一共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，长子和第五女不幸夭折；次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；小儿子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；孙辈曾广钧是曾家的第二个进士，23岁入翰林院；孙女曾广珊是著名女诗人；直系第四代、第五代，大多是学术、科技、文化领域的精英。他弟弟们的后人中也涌现了诸多人才，有著名化学家曾昭抡、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、著名革命家曾宪植、著名画家曾厚熙等。两百多年来，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。有人做过统计，从曾国藩的父亲以下到科举制度废除期间，曾氏一门共出过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二十多个。实行新式教育之后，后裔大多是大学毕业或留学外国。

古人说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”今天也有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说法。然而，曾国藩家族延续十代，至今都没有出过一个“败家子”，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。那秘密究竟何在呢？当年处于人生最高峰的曾国藩，在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信中揭晓了答案：“凡家道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时之官爵，而恃长远之家规。”

如今，“耕读天下，富厚日新”的耕读家风，在曾国藩故里蔚然成风。

 

著名作家、长篇小说《曾国藩》作者 唐浩明

曾国藩曾言，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尽，能传到二代三代的很少。怀揣着对官宦之家的深重忧虑，曾国藩将孝友、勤俭、读书、睦邻的治家理念寓于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里，寄托在家书的字里行间中。曾国藩本人虽官至高位却在家书里直言，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”。曾氏家规家风的关键就在“读书明理之君子”这七个字上。在曾国藩看来，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人，与财富、地位、权力无关。曾国藩不期盼子孙做大官，做出人头地者，他只希望子孙能通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，领悟为人处世的道理。如果子孙都这样做了，良好的家风就一定可以延续下去。这与中华民族流传甚广的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中所蕴含的道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

摘编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《中国家规》